作者：石木

　　多年来我遇到了不少困难，但都是偶然的。

　　我从来没有拿我自己的生命，或者舒服的生活，为人类冒过风险。

　　（《囚鸟》2017 年，218 页）

　　《囚鸟》是冯内古特为美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勾勒的自画像，也是他对于酿成“水门事件”的历史社会条件的反思。是什么让上世纪初期这些在社会改革中扮演积极角色的知识分子走向保守，并最终沦为“水门事件”这场政治丑闻中的无名小丑？

　　首先，来看看这个故事的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当下的斯代布克，从一个等待出狱的小老头开始。另一条是他的回忆。回忆越往前推进，斯代布克的自我反思也越深入。在这两条线之外，作者还安插了一条伏线，一个名叫鲍伯·范德的兽医和他的科幻小说。

　　鲍伯·范德的笔名是基尔戈·屈鲁特，这是冯内古特小说的一个特色，一个具有全知视角，穿插在冯内古特多部小说中的人物。有评论认为，这个人物代表的是作者本人，他通过科幻小说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冯内古特早年正是以在杂志上发表科幻小说进入文坛。

　　斯代布克个人的回忆是围绕着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而展开的，这三个女人代表了他所处时代三个不同的时期。

　　回忆从战后，斯代布克被派往欧洲处理战后事宜开始。在一片废墟的欧洲，丧失亲人的难民随处可见。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露斯，一个刚刚从集中营里被解救出来的犹太难民。悲伤到无法表达的露斯就像《哈姆雷特》里的奥菲丽娅，被心魔钳制住最后溺水而亡，她想要抗争，却已完全没有了力量，只能任由命运摆布。

　　悲伤到无法表达的露斯就像《哈姆雷特》里的奥菲丽娅，代表着战后人们空虚迷茫的精神状态，当人们从充斥着英雄主义的战争时期重新回归到平凡的生活中，才发现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眼前的这片废墟。

　　战后的迷茫让斯代布克也渐渐失去了方向，他不去挣扎，不去抵抗，可最终还是失去了自由，乃至尊严，成为了“冷战时期”出卖好友的无耻政客和“水门事件”中毫无存在感的共犯。原上司如今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蒂莫塞·皮姆对斯代布克评价道：

　　“你只是一个傻瓜蛋……由于阴差阳错，却能够把人类的进步倒拨回去一个世纪！

　　（《囚鸟》2017年，120页）”

　　现今的窘态令斯代布克羞愧难当。当一无所有的斯代布克离开监狱，他开始反思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当下的境地。他重新来到和初恋女友莎拉约会的法式餐厅（如今已改造成一家廉价旅店）时，回想起了萨拉，一个没落制钟厂的小姐。她美丽却难以亲近，她调侃追求者们调情的窘态，调侃命运和家庭，用有些怪异的行为极力掩饰自己的悲观。

　　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她的家庭一蹶不振，走向了被时代淘汰的命运。面对家业的衰落，她的内心是不安的，她必须要适应新时代，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求生——莎拉代表的是大萧条时期一种不相信未来的沮丧情绪，始终都在担心失去中提心吊胆的度日。这种情绪其实早就深植在斯代布克心中，虽若隐若现，却延续了一生，他从一开始就罩在这座巨大的牢笼里。

　　接着，万籁俱寂的大萧条被一场席卷全球的共产国际运动所打破，社会主义思潮在欧洲和北美大陆传播开来。这种思潮仿佛有一种强烈的富有生命力的吸引力——点燃了斯代布克生命中的激情。他将劳工领袖们比作“圣徒”。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第二任女友，玛丽，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儿。

　　但是和玛丽毫无保留地投入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不同，斯代布克的激情很快就熄灭了——虽然他对充满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劳工领袖始终充满敬意，但他不相信这场运动的未来，也从未从心底真正接受和这些“出身太卑微”的人为伍，最终他选择“妥协”，抛弃了玛丽，成为一名公务员。他站在笼口，扑扇翅膀，想要飞出，最终却退了回来。

　　“萨科和樊才蒂从来没有失掉尊严，从来没有屈服。而瓦尔特·F·斯代布克最后屈服了。

　　（《囚鸟》2017年，230页）”

　　这三个女性在他生命中走过，又最终都离他而去，暗示着斯代布克与他所处时代的“相处模式”——在怀疑与犹豫中走过的一生。他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美国人的缩影。

　　这一代人是特殊的，他们出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遭受全球范围的经济危机，成长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失业率带来的深深地不安之中；伴随着激进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共产国际运动的风起云涌，在充斥着虚无感和英雄主义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度过青年时期。可是当他们迈入中年，一浪高过一浪的冷战对抗又让他们再次陷入迷茫和恐惧。

　　他们就像斯代布克，善良却怯懦，想要追求正义却沦为不公正的帮凶，徘徊在权力的边缘却最终难逃被权力嘲弄的命运。三次进入监狱的经历是荒谬可笑的，就像他们被时代牢牢钳住咽喉的命运一样，可气却又可怜——他们渴望逃离，却又踟蹰不前，最后放弃抗争。在故事的尾声，斯代布克带着一种悲剧式的坦然说道：

　　“我在外面逍遥太久了，他们说，如今我该再回到监狱去了。

　　（《囚鸟》2017年，279页）”

　　冯内古特是一个不易归类的作者，他既是时代的观察者又身处其中从未真正抽离，他虽然荒诞，却并不犬儒；虽然退避，却并不无趣。他常常脑洞大开，然而荒诞不经的背后并非对于所处时代的刻意嘲讽，宗教式居高临下的救赎，而是由内而外的自我嘲解，自我反思。

　　《囚鸟》是一本值得细细品味的小说，上文只是一个开端。这样一代人，并非美国所独有的；而这样一个时代，即使过了很久，对于读者而言，仍然是常读常新的。